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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个人或团体起诉，法院有权力审查一般法律的合宪性。

在这些领域政府应该对其侵犯极度保留、克制。进入专题： 美国宪法 学术自由 。

本案异议中第一次提出了学术自由的概念。宾大所主张的特权也根本不能基于第一修正案的学术自由，宾大对学术自由方面本院判例法的依赖实际上是错置的。它的主要措施是组织对解聘教授事件的调查，撰写调查报告并予以公布，从而参与形成公共舆论，迫使大学在一定程度认可并接受学术自由的价值。[9]显示了学术自由必须与其他宪法价值相协调的要求，也就更不能容许大学以宽泛的学术自由为名主张性别、种族等就业歧视。在社会科学中尤其如此，因为鲜有什么原则被认为是绝对的。

[7]最高法院认为，学术自由的兴旺不只依赖于教员和学生自由和独立的思想交流，也在不同的层面依赖于学院的自主决定。除非证明负责的委员会或个人实际上没有执行专业判断，偏离了公认的学术规范，否则法官显然不能推翻他们的决定。基于此，会有成文宪法中的不成文宪法与不成文宪法中的成文宪法这样的矛盾式描述。

[41]前文中已指出英国宪法学家惠尔早就建议过有宪法典的国家与无宪法典的国家这种更简单的提法。[5]周文中的习惯性权力规范与习惯性权利规范可视为宪法学界较为熟悉的宪法惯例这个概念，因此，文中讨论时沿用熟悉的宪法惯例代替习惯性权力规范与习惯性权利规范。依詹宁斯勋爵的观点，在英国可以写入宪法的有四类内容：立法、判例法或从司法判决推断出的法律、有关议会的法律和习惯、宪法惯例。但实际上，布赖斯的分类（Common Law Constitution and Statutory Constitution）与传统的Written and Unwritten是不同的，可是国内在进行中文翻译时，一般将两者都翻译为成文宪法与不成文宪法。

1884年，布赖斯以柔性宪法与刚性宪法为题有过两次演讲。这种分法也是目前最主流的区分标准。

三、不成文宪法概念流转中的争议不成文宪法概念随着英国学者的解读，进而流转至其他国家。但须注意到一点，虽然在英国宪法语境中使用不成文宪法概念不会引起人们的困惑，但还是会陷入成文与不成文的不同外延的界定迷局中。[35]不过，有学者指出，新西兰本是不成文宪法国家，但其于1987年公布《宪法》后，已不再是不成文宪法国家。因此，为避免出现如此逻辑上无法克服的现象，有宪法典的国家不宜使用不成文宪法这个概念。

[21]综上所述，缘起于英国式宪法语境中的不成文宪法概念在英国语境中使用时没有任何困惑，并且正是借用此概念从学理以及现实上很好地梳理了英国宪法的基本问题，并以此来与美国式宪法相区别。进而，徐氏认为成文宪法为公布之法规，包括两类，一类是有名为宪法的成文法规，另一类是虽不名为宪法，但与政府组织、宪政机构有关的特别法规。[31]参见陈新民：《宪法学释论》，台湾三民书局2005年版，第11页。在有关形式宪法与实质宪法不清楚的思考模式中，倘若再加人一个所谓不成文宪法的惑人用语，将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作者简介：姚岳绒，华东政法大学讲师。[27]若将成文宪法与不成文宪法的区分与形式意义宪法和实质意义宪法混合起来，试图区分成文宪法与不成文宪法，只能让事情更加复杂，也越发无法确定成文宪法与不成文宪法的外延。

香港基本法这一宪法性法律。通过对现行宪法文本合法、充分、有效、科学、合理的解释，激活宪法文本所固有的适用弹性，为现实的政治实践提供一个宪政的行为模式，从而使宪法文本发挥出规制政治权力、塑造宪政的作用。

实质不成文宪法，即超实证宪法规定的价值规范，对宪法条文之解释或自然法理念补充宪法之不足。面对宪法一词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从而导致宪法概念极其混乱。[56]在宪法典语境中使用不成文宪法概念，极易引起理论与逻辑上的混乱与困惑。1951年，德国公法学教授协会就曾以不成文宪法作为讨论议题，邀请了两位教授分别作主题报告，并开放自由讨论。将不成文宪法归为没一个法规称为宪法的国家，这显然是通常意义上英国宪法的描述，可描述得又不是那么确切，将宪法惯例似乎排除出去了。[20]也正因为如此，惠尔提出，把宪法分为成文和不成文的做法是应该抛弃的。

其二是宪法惯例（雷宾南先生译为宪典），包括风俗、习例、格言或教义，这是英国宪法的道德，而不属于法律领域。针对当时德国实质意义的宪法与施密特式的实证宪法概念，徐氏对于宪法解读采用形式主义的宪法概念。

认为在美国成文宪法的背后有一套不成文宪法，其中包括隐秘的宪法、判例与学说以及其他惯例等。但众所周知，有宪法典的国家，宪法典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任何主体、任何行为都必须服从宪法典，不得与宪法典相抵触。

其认为不成文宪法为不公布之规范，即宪法惯例。[51]本文在此不再讨论这些所谓的不成文宪法是否合适，[52]而是仅从该文论述的结构来看，其以英国宪法学传统为学习对象，进而拿美国的宪法实践来论证中国也有类似英、美宪法传统与文化下的不成文宪法，可是忘记了中国宪法自身的传统与文化。

成文宪法与不成文宪法属于同一层面上区分的两个概念，二者的法律效力与地位应没有差别，即都具宪法效力。[7]并认为作出这样的分类是研究英国宪法最为重要的一点，通过这样的研究，英国宪法在表面上就不会是呈现一团糟的状态了。[20]参见[英]K.C．惠尔：《现代宪法》，翟小波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首先，我国宪法传统与英国宪法传统是迥异的，当今世界可以说没一个国家的宪法能与英国式的宪法相类比。

[40]参见［日］阿部照哉等：《宪法》上，周宗宪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7页。以有无宪法典为唯一标准，区分为有宪法典的国家与无宪法典的国家，则可以避免上述互为矛盾的结论。

[25]陈新民教授在对不成文宪法与成文宪法概念进行分析与判断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不成文宪法包括形式不成文宪法，即没有一个法规称为宪法的宪政国家，如英国。[44]由此可见，成文宪法与不成文宪法中的成文与不成文是据于特定语义而使用的。

从上个世纪20年代《比较宪法》一书开始，后经肖蔚云、龚祥瑞等老一辈宪法学家的研究，再到当今较流行的宪法学教材，作为宪法传统分类的一种，不成文宪法指的就是英国式的宪法，不成文宪法与成文宪法的区别是以有无独立、统一的宪法典为主要标准。[34]但有学者将新西兰列入无法确定成文宪法还是不成文宪法国家的范围。

不成文宪法概念在学术研究的流转中，不但没有趋向于共识，反而是各说各话，依自己设定的语义与语境各持一端。[49]参见喻中：《谈谈我国宪法的实与名》，《观察与思考》2001年第2期。[55]但是，周文在讨论不成文宪法时还是陷入如前所述的逻辑上无法自恰的问题。因此，为克服上述问题中所产生的混乱与困惑，笔者认为中国宪法语境中不宜使用不成文宪法概念，应跳出不成文宪法与成文宪法的研究套路。

今人所谓不成文宪法，则其义初不只此，所以，我们不能望文生义，而视不成文宪法与习惯宪法为一物。既容易引起误解，又混乱不堪，这样的成文宪法与不成文宪法区分是否还有意义呢？有学者曾指出，当今，大多数国家皆已具备成文宪法，而不成文宪法国家几近绝迹，能引以为例之不成文宪法国家，唯独英国而已。

[47]由老一辈宪法学家确立的不成文宪法概念与外延在较长时间内已形成研究上的共识，也不存在多大的争议，涉及不成文宪法的研究成果也集中于对英国宪法的研究。只有依不同标准，在不同层面上分类使用时，才可能以并存的方式去描述，如我们可以说中国是成文宪法国家，同时也是刚性宪法的国家。

[58]确实，设身处地地据于中国实际来研究中国问题，这本是应有的学术研究立场，但如果将现实的存在等同于中国实际，视宪法应持有的最起码、最基本价值而不见的话，最终只可能将宪法沦为工具。因为，最终无可避免的是要回答我国成文宪法中有哪些不成文宪法。